“开工红包”横扫写字楼

发红包：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年初七，上班的第一天，郭先生还没踏进办公室，就被四五个员工围堵在了门口。一见他们个个嬉皮笑脸，郭先生心里有了数。一连串的“恭喜发财”像连环炮似地向郭先生袭来，既然讨到了好口彩，郭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红包，一个一个地分给同事。

拿到红包的同事们一哄而散，开始搜寻下一个“红包源”。郭先生收起剩下的红包，等待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在这家南方某银行的上海分行，发“开工红包”是新年上班后的一个重大的仪式。而发红包的不光是大老板，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发。公司里的未婚人士也可以在那天，向公司里大大小小、认识不认识的人讨“开工红包”，一句“恭喜发财”，红包便能马上到手!

这样豪爽地发红包，难道不会破产?其实别看红包“卖相”不错，里面“内容”往往只有10元、20元，为的就是讨个口彩，添个热闹。郭先生这次一共准备了三四十个，没到中午就全部发完了。很多人的红包都严重准备不足，下午甚至还有员工想将收到的红包包装再以10个一元的价格卖还给他们。当然也有比较聪明的领导，郭先生的一个领导一早便把大钞换成了很多10元的零钱，也不一张一张地塞进红包里，直接将它们放在桌子上，来讨“利是”的员工说句吉利话便能自行取一张。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红包的尺寸也有微妙的区别。普通同事之间互发，一般10元、20元就能对付了，公司中层一般是50元，豪爽的大老板，就是100元一个红包。不过今年，“开工红包”好像一下子流行起来，讨红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老板也只好让红包“缩水”，改成10元、20元。虽然钱不是很多，但是大家也只想在新年里讨个好口彩，“讨的人和派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郭先生觉得每年花个几百块发“红包”，不仅能和同事搞好关系、使员工有归属感，还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一天下来热热闹闹的，所有人都能自得其乐。

讨红包：千里迢迢，成群结队

其实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郭先生所在的公司会按照习俗分派给每一个员工一个开工“利是”，取凡事顺利的意头。此外，公司的大领导也会自掏腰包，准备几十个红包，“自动自觉”地送到员工的手里，数十元钱，表达一些对员工的关心，也讨个“开工大吉”的好彩头。不过，对于那些未婚或下级员工来说还有一个特权，就是能向已婚同事或领导讨“利是”。按照郭先生的话来说：“上班第一天，工作都被丢到了一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讨‘利是’和派‘利是’。”而领导和一些同事也会准备几个红包以备不时之需。

“讨红包的小朋友们也有战术，他们比较喜欢集体行动。”郭先生总结，“一群人一拥而上，不仅看上去有气势，而且那些平时不太会说话、内向的同事也可以跟大伙一起讨到红包，避免尴尬。”

郭先生说，在上海的分公司，一个员工最多可以拿到两三百元的开工“利是”，而在南方的总公司，这个数字则会变为两、三千元。可见，在上海，派开工“利是”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直在上海工作的某外资企业职员罗小姐，因为今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去外地出差而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开工红包”。

年初七，罗小姐和她的同事被上海总公司派往深圳分公司出差。因为对南方派开工“利是”的习俗早有耳闻，罗小姐在到深圳前就满心期待着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开工“利是”。

到了深圳，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罗小姐和她的同事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公司里所有未婚的员工一起排起了长队，一个接一个地向公司领导和已婚同事讨着开工“利是”，大有“不务正业”的嫌疑。后来罗小姐了解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因为工作原本就比较少，而且有一些同事还在休假当中，所以才会感觉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在忙于讨“利是”和派“利是”。由于罗小姐和她的同事跟分公司的同仁不是很熟，在上海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只好在一旁看热闹。不过分公司的领导还是主动给了她们一人一个红包，虽然只是10元钱，罗小姐觉得还是挺开心，毕竟这是自己的第一个开工“利是”，说不定真能“开工大吉”哦!

相比南方一些公司员工对开工红包的熟门熟路，上海的许多公司今年还是第一次流行发红包。李小姐所在的公司就是这样。她在这家公司工作10年，今年老板居然也赶了把时髦，发起了红包。但不巧的是，李小姐那天正好在外办事。本来准备办好后就直接回家继续过年，没想到同事邓大姐心急火燎一个电话追了过来：“快点来公司!老板在发红包!只有今天来办公室的人才有!”

李小姐喜出望外：“真的啊?!红包里多少钱啊?”